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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楷体为引用原文）
“他让秉华骑在自己的肩上，好去够听鹂馆那房子的大门顶框。秉华仰起头，伸出小手去够门框，伯父就一次又一次地从门槛上迈过去，又迈过来。秉华高兴坏了，一边叫着：“再高点!再高点!”一边格格地笑。伯父尽力往上举着他，还认真地问：“够着了吗?够着了吗?”
本文中第一个描述总理和秉华接触的片断，便是这样动人心弦的场景：一位年过半百的伯父，小心翼翼的举着自己的小侄儿，小侄儿靠在他坚实的肩头上，奋力伸出手去触摸门框。伯父的问话声，小侄儿的笑声，一老一少两个融在一起的身影，俨然便是寻常人家温馨恬淡的天伦之乐。鲁迅先生曾言，怜子何如不丈夫。在繁忙到极致的开国总理心中，这该是多大的安慰，而他对晚辈浓厚的疼爱之情，便在嬉戏之间开始展露……
1964年8月2日和9日两天，伯父利用一次动手术后的休息时间，专门把在北京的周家亲属约到西花厅来开了一个家庭会议。这个会议的主题是“批判封建家庭”……说来也巧，刚好那几天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一篇社论，题目叫“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”。
苏轼诗云：“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”很多时候，人们在亲历历史，却并不了解这些历史事件究竟在如何演进。然而当时间将它们渐渐尘封之后，我们以审视的眼光重新面对它们的时候，才能渐渐发现一些身在其中却无法发现的东西。“家庭会议”和“《人民日报》的社论”——时间把两件看似无关的事情串在一起，让人不由得思考：这两件事情的发生，在周恩来那里，有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？他为什么在一篇鼓舞人心的社论发表之际，给孩子们开这个“批判封建家庭”的家庭会议？在这样的思考之下，周恩来的用意似乎才更加明显的展现出来——“我们无论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都要向工农兵看齐，要以工农兵的标准为标准。”
我以为自己甘愿去做一个无名无利、只为大众服务的工艺设计师，伯父总应该满意了吧。不承想到了1968年春，有一次伯父和哥哥谈话时，他又让哥哥转告我，说如果我这会儿能去农村、去给贫下中农的孩子们教书，他才认为我是有出息的。看起来我还远没有了解到伯父的心思呢，他老人家的心思，比天还高。
在周恩来心里，着实希望孩子们都去做工农兵，所以他希望侄女秉宜能去农村教书，我不禁产生了一丝疑惑，以秉宜在艺术和文学上的素养来说，倘若当真去了农村，岂非将她的才华和灵性都埋没了？总理在这一点上又是如何考虑的呢？直到我看到他的这句话，才解开了心中的疑惑——“毛主席为革命已经牺牲了好几个亲人，我们周家还没有一个人为革命流血牺牲呢。”是啊，从革命战争年代的硝烟战火中走出的周恩来，看到千千万万个革命战士将自己年轻的生命牺牲在战场上，让自己的孩子去农村教书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想必这才是他的心思吧！
一计不成再来一计，1968年2月，他们又制造了“王光琦反革命聚餐会”一案，给爸扣上莫须有的罪名。鞭子举在爸的头上，抽打的却是伯父。这是对几个月前王、关、戚三员“文革”干将被打翻落马的报复，伯父心里明镜一般。……曾几何时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，但凡讲点政策讲点道理的如陶铸、刘志坚、王任重等人都先后被打倒了；曾几何时，许明主任被逼自杀了，周荣鑫秘书长被撤职了，伯父失去了仅有的几个重要的助手；曾几何时，连老帅们也被打成“二月逆流”了，他们从此失去了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的权利，不能再帮着伯父说话了。
总理曾言：文仗如武仗，不能无危险。他说的是亚非会议，然而文化大革命较之亚非会议，却是一场更加残酷，也更加持久的战斗。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，曾几何时、曾几何时，一场一场惊心动魄的战役，在悄无声息却又轰轰烈烈的进行着。“王、关、戚”被打翻落马，总理的胞弟立刻成为刀枪指向，总理拼着“入虎穴、进苦海、下地狱”拼着自己的亲弟弟被抓入大牢，也要守住最后的阵地——外交、军事、财政大权，关系着百姓“一粥一饭一件衣裳”的国家机器。这是一场何等惨烈的斗争！红军都是钢铁汉，周恩来，就是一个钢铁战士！
鲁迅先生说的那样，这世上少了谁也不能少了一个“卖大饼”的呀。那些尊贵的“文革”旗手、“文革”先锋们，他们都不会“烙大饼”。当然了，他们也不屑于干那些柴米油盐“举轻若重”的俗活儿。……林彪出逃，国家瞬时间处于一级战备状态，珍宝岛的枪炮声犹在耳隙，伯父必须举重若重，严阵以待。
曾有一种论调，说总理“举轻若重”，我们不妨先来说说什么叫轻，什么叫重。柴米油盐的“琐事”似乎在掌控风云的“大人物”眼里都是小事，每人发多少粮票，配备多少油多少盐都是细枝末节，但在百姓眼里，哪一样不是是跟自己密切相关的事情？再者，所谓的“什么小事都过问”，是种不负责的说法，总理管的，都是他认为作为一个国家总理应该管的，总理曾说过，总理就是“人民的总服务员”，作为一国之总理，岂能不把人民的疾苦放在心里？把这些百姓眼里的大事当成小事，那是根本没把百姓放在心里，而总理把百姓的大事看作自己的大事，才是真正把百姓放在心里。总理这样“举轻若重”，并不等于他只会关心这些，事实上，总理不仅是要把所谓的小事当大事，而且大事也是大事，并非只顾“小事”而不管大事，“小事”举轻若重，大事“举重若重”。
于是终于有一天，爸被送进了班房。爸进班房，对妈这个中学教师来说真是天大的灾难临头，对爸却似乎是预料之中的事。爸心里明白，他是早晚也得去为伯父坐这个班房的。爸的心里反而坦然了、塌实了。……为了让伯父守住这最后一块阵地，伯父没有别的选择了，爸也没有别的选择了。
在现实生活中，父子兄弟反目成仇的事情并不罕见，然而当我看到周恩寿心甘情愿的为哥哥周恩来去坐这个牢、受这份罪，并且感到坦然、塌实的时候，怎能不拍案惊奇，大为赞叹！“打虎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”这句古语，在恩来和恩寿两兄弟之间，得到了最好的诠释。我们可以想象，恩寿身陷囹圄中，在报纸上读到哥哥尚掌握大局，尚在战斗时，是怎样一份酸楚又安慰的心情？我们还可以想象，恩来顶着巨大压力，在斗争、在拼命时，想到身在监狱的弟弟，又是怎样一份安慰又酸楚的心情？……
可不知为什么，我总有一种感觉，觉得伯父其实并没有走，他老人家还仍然活着呢。在西花厅，在北京医院，在人民大会堂，我们总能感觉到伯父那令人熟悉的强大的气场。这气场让我们震撼，也让我们坚强。……冥冥之中，我仿佛已经看到伯父那炯炯有神的目光，那目光穿越了云层，穿越了时空，正在严肃而关注地凝视着我们。他老人家好象在对我们说：“嗯，还要再看，看实践。”
总理走了，一腔正气，两袖清风，什么都没有留下，连他的骨灰都撒在了山水之间，正所谓质本洁来还洁去。然而他又没有走，他留下了很多很多，以至于让我们时时处处都能感受到他的气息。从某个地方，从某件事上，从某个人身上，似乎都能感到，他还在，就在我们身边……慢慢的你就会发现，能够产生这样的感受，归根结底是因为他是把一种精神留在了我们心里，留在我们的意念里，凭这种精神，这种意念，我们才能沿着为中华崛起的道路，走下去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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